▲汪精衛。
1942年康德9年，是「滿洲國」建國十年的紀念大會，溥儀雖以「滿洲國」皇帝身分出席，但任誰都知道，日本關東軍才是這場建國大會的主人。
大會中除了場上飄揚的「滿洲國」五色旗外，還飄揚著看似中華民國的國旗，這是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子。因為汪精衛此時是以中華民國南京政府主席身分，出席這場盛會。年輕時一心想推翻帝制的汪精衛，和康德皇帝溥儀見面時，卻一再強調:「希望兩國同心協力，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在大東亞的大業」。
而原本在「滿洲國」擔任駐日大使的台灣人謝介石，此時已卸下鋒芒，退出官場，成為一介平民，和家人住進了汪精衛政府統管的北平。當時還未回到台灣的謝介石長孫女謝孟姑憶起脫下官服的祖父：「我爺爺每天都在家，也不出去應酬，就在家抽鴉片。」
謝介石之所以能吸食鴉片，是因為從「滿洲國」到中國的汪精衛統治區，甚至到台灣，日本對自己的統治區採取鴉片漸禁的手段，也就是允許已成癮者登記並購買鴉片。鴉片之風從清朝延續下來，其實早已成了一種習慣，在日本鬆散的管制下，統治區的人民很容易就能取得鴉片。但對於日本人，日本政府相對嚴格禁止他們在非醫療用途上使用鴉片。」
▲滿洲國時期，由於日本人並未嚴格管制，吸食鴉片的人越來越多。
謝孟姑身為當時家中唯一的女孩，得寵的她因著好奇心，見證了祖父吸食的鴉片製作過程：「我們家是請人家半夜來熬大菸，因為我小時候很好奇，在旁邊聞著覺得大菸好香，你說大人為甚麼允許?因為家裡就我一個女孩子，得寵嘛，要怎麼樣都可以，於是我常常跟著熬到天亮。」
而對曾經在「滿洲國」發展的台灣商人陳重光來說，汪精衛政府統治的上海，是商機無限的天堂。
陳重光的兒子陳炳甫說：「父親在滿洲國賺了幾年下來，算是賺了不少，累積了相當的資本，他的個性就比較喜歡挑戰，也比較喜歡熱鬧，所以後來他決定不回台灣，而選擇最繁榮的都市，上海。在那裡開設了銀行，做了許多的生意，甚至也開設了中小學。」
1941到1945年，愈來愈多台灣人為了生存，為了養家活口，不得不穿梭在「滿洲國」和「汪精衛政府」之間，可是出身台中豐原，家族有抗日背景的謝文達非常特殊，1920年代曾經參與台灣反日殖民運動的謝文達，被日本和台灣總督通緝後，逃離日本，到蔣介石的「國民政府」中國空軍服務，卻因台籍身份，忠貞度遭到懷疑，少校的身分被撤除，勒令退役。肩負一家老小生計的謝文達，為了生活只好轉進「汪精衛」的統治區，那也是一個被日本控制的魁儡政權，在上海擔任日資的中華航空公司理事一職。
謝文達的兒子謝東漢：「有人說我父親為汪偽政權做事，那並不是事實，中華航空公司是由日本海軍、陸軍跟日本帝國航空運輸株式會社所成立的，主要出錢是日本帝國航空運輸公司，受到日本陸海軍方面的控制，而汪精衛只是一個小股東而已。」
▲台灣第一位飛行士─謝文達。
不只是謝文達，當年參與反日本殖民運動，被迫離開家鄉的台灣人，如「滿洲國」的台灣聲樂家林氏好，就是因為她的先生盧丙丁被日本強制驅離，從此無法返鄉，林氏好才決定離開台灣這塊傷心地，往東北發展。無法返鄉，是1930年代許多台灣民主運動先驅的命運。
學者張幸真：「盧丙丁基本上是被培養出來的菁英階級，是可以跟日本人平起平坐的那種知識份子，他在國語定校的時候，就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像蔣渭水，所以他跟這個一般的讀書人比較不一樣，會去為弱勢者發聲。」
中國抗戰期間，原本一心參與反日本殖民運動的謝文達，在時代命運的拉扯下無奈地站到了親日陣營，但他只是在日資的公司服務，並沒有參與政治，無奈這樣的勞資關係，仍讓出生抗日家族的謝文達，背上了歷史原罪。
而原本親日的「滿洲國」外交部總長，後轉任駐日大使的台灣人謝介石，則是在日本侵華這一刻，稱病離開「滿洲國」的政治核心，長春。
謝介石的小兒子謝白倩說：「我父親覺得繼續住在長春太麻煩了，乾脆搬到北京。那時華北淪陷，滿洲國政府又請他來做華北的行政委員會的主席，我父親對外還是稱病，說我的病沒辦法擔當大任。」
謝介石的孫子謝輝：「日本在動機上變形了，不是幫中國，而是想占中國，這樣的變化被我祖父看出來了，日本已經不是在扶植，是在侵略，其實懷著更大的野心，所以我祖父想說不跟日本幹了。」
選擇在適當時機離開日本官場的謝介石，戰後幸運的躲過漢奸罪名。相反地，原本「反日」的謝文達，卻在戰爭結束的關鍵時刻，為了生存不得不在日本軍方工作，結果差點面臨漢奸罪名的磨難。他們戲劇化的一生，是時代命運的捉弄，也是離鄉的台灣人處在兩個祖國的尷尬縮影。而留在家鄉，被日本統治的台灣人，隨著戰局吃緊，逃亡「滿洲國」是他們另一個冒險的選擇。